這是一段關於日本「狂飆年代」的故事:
想要讓世界變得更好的青年起而行動,結果卻失敗了。
但他們真的失敗了嗎?他們給日本公民社會留下了什麼遺產呢?

以日本戰後的民主化運動、六○年代安保鬥爭、學生運動、反戰運動等「新左運動」(New Left Movement)為中心,總覽五○到七○年代的日本社會運動,從中思考對日本公民社會的正面與負面影響。

如今回顧曾經在一九五○到七〇年代狂飆的新左運動,究竟為日本公民社會留下什麼遺產呢?第一,是「重新探尋生活方式」的思想成了「公民力量」的泉源。而這個思想,在一九七〇年代新左運動動員能力衰退之後,強化了運動「自我反省」的性質,雖然人們參與運動的門檻變高了,但這樣的性質也同時傳播到各式各樣草根公民運動的場域,成為支持運動的基底。第二,運動的體制化相當受限。和「政治變革」切割的「自我變革」論述,使運動者對參與體制政治一事相當猶豫。而且,在與警察的紛爭中所產生的「過激派」新左運動形象,也成為都市和農村的運動之間建立連帶的障礙。因此,新左運動並沒有辦法把「新政治」帶入全國性的政治之中。第三,是對「直接行動」的厭惡感越來越普遍。新左運動的論述之中,雖然把直接行動視為「重新探尋生活方式」的評估指標,但是「直接行動等同於暴力」這個形象被主流媒體形塑出來之後,社會中普遍對直接行動感到厭惡,從而使得直接行動作為人民的一種政治表達手段,就這樣遭到剝奪了。

那麼新左運動對現今的日本公民社會難道一點影響也沒有嗎?作者認為,進入二十一世紀的日本公民社會出現了快速的變化,社會運動的性質也與過往大不相同。作者注意到「反貧困運動」中,運動者致力於把自己從痛苦中解放出來,以及在「志工文化」中強調做志工這件事情很快樂,一方面說明了越來越多人支持「自我解放」的論述之外,另一方面也代表了只專注於「自我反省」的思想,已經不像過往那樣能夠獲得人們的共鳴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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